周子兮像是被他影响，又清了一次嗓子，而后道歉：“对不起，我这是作为使用诱捕手段的依据，那不妨也参考下禁毒会发起国的判例，比如美国最高法院1932年索里尔斯售烈性酒案。

最后，她指向被告席上的魏祝氏，如此总结：“本案被告裏脚，不识字，以缝补洗濯为生，本身并不吸食鸦片，也无有任何犯罪记录。

此次出售鸦片显然是人为制造的犯罪事实，与缉毒组查明和打击犯罪的宗旨全然背离。”

捕房律师见她这样，也认真掉起书袋。

当然，他本人是站在“客观说”

那一边的。

缉毒组的抄没笔录递上来，从魏祝氏衣服里抄到鸦片烟泡的记录清清楚楚。

“诚然本案被告是一位年五十五岁的妇人，以往并无前科，但用过去的犯罪记录来证明被告后来有无犯意，这种说法与龙博罗梭天生犯罪人’那种过时理论又有什么不同?”

他质问周子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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