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7年春天，彼得·柯克兰高举着红色的围巾，久久地站在看台上。

利物浦的红衣似火，安菲尔德的晚霞如血。

……那已经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。

1944年的夏秋之交显得格外漫长，就好像游击队里的厨娘拖着一个水桶，缓慢而耐心地从营地上走过去。

弗朗西斯看在眼里。

不要说那还没有出生的一代人，就连加里波第游击队第一突击旅的战友们，都没有为亚瑟的死受到太多震动。

毕竟，亚瑟在游击队组建之初就到热那亚去了，对他们大多数人而言，牺牲的人不过是个代号：地下工作者鲁滨逊……

可是安东尼奥会谈起他。

“利物浦人，在雅拉玛河谷打过仗，当时隶属于第十五国际旅。”

国际纵队有这样一个老战士亚瑟·柯克兰，曾在1939年3月29日深夜，守着瓦伦西亚岸边的一艘小船，为的是送西班牙共和军的弟兄们到远方去。

那一夜儿子不忍心和母亲告别，那一夜西班牙流尽了血。

基尔伯特也会谈起他。

在亚瑟顶着技术顾问的名号，前往热那亚之前，正是基尔伯特连天加夜地给他讲解德国的种种风俗民情。

于是原本就精通德语的亚瑟，俨然变成了一个德国老乡。

亲爱的德意志风俗，亲爱的德意志语言啊。

基尔伯特不禁要一遍遍思量，如果前往热那亚的是他自己，后来发生的一切会怎样。

还有一个人会谈起他，那是基尔伯特的妻子伊丽莎白。

尽管她从来就不知道亚瑟的容颜和故事，她却能在梦中比所有人都更早地感觉到他的死，并为他流泪。

后来当弗朗西斯回到营地，证实了这样一个死亡的消息时，她更是当即就掩面痛哭了。

她怀上基尔伯特的孩子才不过几个月，其间流过的眼泪却比过去二十一年的生活还要多。

她的丈夫知道这是因为什么。

母亲赋予生命，母亲憎恶死亡。

她的丈夫还知道，他是无论如何也要把他的妻子送到战线的另一边去了。

如果不行，就把她留在哪一个可信任的村子里。

只要不再让她看到或听到苦难的事情，不再让她那颗母亲的心再受到一点折磨。

让母亲流泪，这是罪过啊。

他自己的母亲远远地留在阿尔卑斯山的另一侧，和德意志祖国在一起。

他从小到大读过那么多课本，无一例外地都将德意志祖国比作亲爱的母亲。

如今他已经不能再为祖国母亲的命运做些什么——那命运是已经无可挽回地确定了的。

可他儿女的母亲就在他的身边，他只好把一切都献给她了。

丽莎不会同意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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