并且自身与之同一，或在《伦理学》里看出自己“从永恒的观点看万物”

并且享受“上帝理智的爱”

，在这些时候，除了静默，他们还能做什么呢？用“非一”

、“非多”

、“非非一”

、“非非多”

这样的词形容他们的状态，岂不更好吗？

由此看来，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并不是矛盾的，倒是相辅相成的。

一个完全的形上学系统，应当始于正的方法，而终于负的方法。

如果它不终于负的方法，它就不能达到哲学的最后顶点。

但是如果它不始于正的方法，它就缺少作为哲学的实质的清晰思想。

神秘主义不是清晰思想的对立面，更不在清晰思想之下。

毋宁说它在清晰思想之外。

它不是反对理性的，它是超越理性的。

在中国哲学史中，正的方法从未得到充分发展；事实上，对它太忽视了。

因此，中国哲学历来缺乏清晰的思想，这也是中国哲学以单纯为特色的原因之一。

由于缺乏清晰的思想，其单纯性也就是非常素朴的。

单纯性本身是值得发扬的，但是它的素朴性必须通过清晰的思想的作用加以克服。

清晰的思想不是哲学的目的，但是它是每个哲学家需要的不可缺少的训练。

它确实是中国哲学家所需要的。

另一方面，在西方哲学史中从未见到充分发展的负的方法。

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产生未来的哲学。

禅宗有个故事说：“俱胝和尚，凡有诘问，唯举一指。

后有童子，因外人问：‘和尚说何法要？’童子亦竖起一指。

胝闻，遂以刃断其指，童子号哭而去。

胝复召子，童子回首，胝却竖其指，童子忽然领悟。”

（《曹山语录》）

不管这个故事是真是假，它暗示这样的真理：在使用负的方法之前，哲学家或学哲学的学生必须通过正的方法；在达到哲学的单纯性之前，他必须通过哲学的复杂性。

人必须先说很多话，然后保持静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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