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记

人是有语言能力的生物，但人说话其实很难。

一九八八年我移居中国的南方之南，最南端的海南岛。

我不会说海南话，而且觉得这种话很难学。

有一天，我与朋友到菜市场买菜，见到不知名的鱼，便向本地的卖主打听。

他说这是鱼。

我说我知道是鱼，请问是什么鱼？他瞪大眼睛说，“海鱼么。”

我笑了，我说我知道是海鱼，请问是“什、么、海、鱼？”

对方的眼睛瞪得更大了，显得有些不耐烦。

“大鱼么？”

我和朋友事后想起这一段对话，忍不住大笑。

海南人有全国最大的海域，有数不尽的渔村，历史悠久的渔业。

我后来才知道，他们关于鱼的词汇量应该说是最大的。

真正的渔民，对几百种鱼以及鱼的每个部位以及鱼的各种状态，都有特定的语词，都有细致、准确的表达和描述，足可以编出一本厚厚的词典。

但这些绝大部分无法进入普通话。

即使是收集词条最多的《康熙字典》，四万多汉字也离这个海岛太遥远，把这里大量深切而丰富的感受排除在视野之外，排除在学士们御制的笔砚之外。

当我同这里的人说起普通话时，当我迫使他们使用他们不太熟悉的语言时，他们就只可能用“海鱼”

或“大鱼”

来含糊。

我差一点嘲笑他们，差一点以为他们可怜地语言贫乏。

我当然错了。

对于我来说，他们并不是我见到的他们，并不是我在谈论的他们，他们嘲瞅呕哑巩哩哇啦，很大程度上还隐匿在我无法进入的语言屏障之后，深藏在中文普通话无法照亮的暗夜里。

他们接受了这种暗夜。

这使我想起了自己的家乡。

我多年来一直学习普通话。

我明白这是必要的，是我被邻居、同事、售货员、警察、官员接受的必需，是我与电视、报纸沟通的必需，是我进入现代的必需。

我在菜市场买鱼的经历，只是使我突然震惊：我已经普通话化了。

这同时意味着，我记忆中的故乡也普通话化了，正在一天天被异生的语言滤洗——它在这种滤洗之下，正在变成简单的“大鱼”

和“海鱼”

，简略而粗糙，在译语的沙漠里一点点干枯。

这并不是说故乡不可谈论。

不，它还可以用普通话谈论，也可以用越语、粤语、闽语、藏语、维语以及各种外国语来谈论，但是用京胡拉出来的《命运交响曲》还是《命运交响曲》吗？一只已经离开了土地的苹果，一只已经被蒸熟了腌制了的苹果，还算不算一只苹果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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