陶二哥仰起头来，“她也说，卖洋酒，从威海和青岛那里走洋酒进来。”

“你爸答应了？”

“是啊，答应了。

因为新娘子上过学。

照我父亲的说法，是他又想了很久，觉得这个主意可以试一试。”

陶嵘峥道，“我母亲怄出病来，从家里搬出去，另租了一个小房子住——其实也不过是为了新娘子让路罢了。”

他的母亲就此恹恹成疾，陶家的生意又起来了，就像当初她打算的那样，洋酒的生意很好做，日进斗金。

这生意越好就越扎在她心上，他们夫妻之间的耐心和情意在饥荒的那几年里被磨成了一张纸，新娘子和新生意，不过是刺破它的两根针而已。

“我那时快十岁，已经记事了，他们在里面说话，我全听得见。

我父亲发了疯，一天天地来找她，叫她吃药，求她回去。

我记得有一回他们俩不吵了，在月亮下面说话，我父亲问她，当初许下的，说好的，等家里好起来，给她做一个小班子，尽情让她唱，为什么她不喜欢了。”

“我娘说，人是会变的。”

他们沉默了很久。

“我娘又问，是不是自始至终，你觉得我不配来做你家的当家，不配在难关上拿主意？我父亲说，不是的，我只是不愿意你吃那么多苦，我不愿意你受风雨。

我娶你进门已经是委屈了你，委屈你十几年，我不敢拿你我的后半生来赌，我情愿你什么都不管，有什么事我来扛就是了。”

“我娘说，那你当初为什么信我，现在为什么又不信了呢？”

这对曾经的情人，到这里就没有再说下去，二哥和求岳也没再说下去。

他们谈起的往事是在月色下，此时却在日光里，日光让回忆不至于太冷情。

陶嵘峥想起他十来岁时听厌了的吵闹，他父亲崩溃得六神无主，以至于要和新娘子离婚，给快死的妻子一张婚书——那时已经是新民国了，只能一夫一妻。

他冒着得罪八面的风险也要给她一张婚书——算什么呢？带到坟里去么？

“你看，男人就是这样，虽然说着希望和心爱的人并肩而行，可内心却永远无法接受自己比爱人低一头。

我们总想做遮风挡雨的那一个，嘴上说是责任，其实心里是虚荣。

真到了要依靠女人、指望女人的时候，不仅不能增笃情意，往往却是反目成仇。”

陶嵘峥淡淡道，“反正人生总有许多不得已的苦衷，可以拿来当做借口，要为自己开脱理由多得很，临到死时大哭一场，做些场面事情，就算一笔勾销了。”

“你觉得他是虚情假意？”

求岳问他。

“谁知道呢。”

陶二哥说，“要是真心，岂不让人更恶心。”

“二哥，你是不是在暗示我什么。”

求岳叹了口气，“我觉得你在内涵我。”

“什么是‘内涵’？”

求岳笑了笑，又不说了，有些复杂的心情。

二哥的妈妈像露生么？某些方面确实很像，温柔、坚强、善于忍耐，又敢于冒险，他们连出身都很像，因为出身吃的苦也像。

从前觉得二哥喜欢露生是泰迪找桩，没想到是找妈来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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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临死前说的那句话也让他触动，人是会变的，这句话时常被拿来当做变心的搪塞，可是它为什么不能用来诚实地表达人的想法，我们一生并不是只能怀抱一个理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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