只是觉得，只要我们忍耐着不再见画，警察就对我们没有办法。

‘忍耐，忍耐，忍耐！

’这两个字可以概括我当时的全部心境。”

“那么，被告和康子再次会面，是在什么时候？”

“二月二十日下午四时左右。”

“说从第一次事件以后到第二次事件之间你们一直没有碰过面，本检察官是不相信的。”

“但那是事实。

我是在拼命控制着我快要发疯的感情。

我想康子的心情也会和我一样。

我们连彼此通个电话，都尽量控制，而且每次通话都是在康子外出时从别处打给我的。”

“是因为你认为东条家的电话有可能被警察偷听吗？”

“是的……”

“是在什么地方和康子见面的呢？”

“在有乐町日本剧场旁边的‘勃朗峰’茶馆里。”

“你们是第一次去那个茶馆码？”

“从前一起也去过几次。”

“当时康子的态度怎样？”

“不用说，她的气色很不好，憔悴极了。

我一说‘你可消瘦多了’，她也既‘你也瘦了’。

这几十天彼此的心情，用这一句话就充分表达出来了。”

“后来你们谈了些什么呢？”

“我最耽心的是警察的行动，所以我反复叮问这一点。

康子说，她想尽量巧妙地应付过去，警察好象也解除了对她的怀疑。

我自己当然只能从康子那里了解警察的动静，除了相信她的活，毫无别的办法。”

“那么，被告当时是否还抱着一线希望呢？是否觉得也许可以永远逃避罪行呢？”

“那时候我连一线希望也没有看到。

即使这个事件不被人看破，我今后的人生，也只能是象一具‘活尸’而已。”

“康子怎么说呢？”

“她说她非叫鬼魂折磨死不可。

要说迷信，这当然是迷信。

康子陷入这种胡思乱想的境地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

连我甚至都有点相信鬼魂的存在了。”

“后来你们还交谈了些什么呢？”

“康子和我，都没说多少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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